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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日票房九万，这类国产片不该总在夹缝中生存

原标题：首日票房九万，这类国产片不该总在夹缝中生存

原创 蒋苡芯 新周刊

20蒋万勋20年10月15日，山西平遥，电影爱好者戴着口罩参加电影展。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于10月10日至19日举行。（ 图/视觉中国）

<吴欢p>今年11月27日，在平遥国际影展、澳门国际影展、香港国际电影节等均斩获奖项的电影《日光之下》在全国艺术院线上映，截至今日发稿，总票房64.3万元，上映首日排片率仅0.3%，票房不足10万元。

打磨七年，投资几百万，结果却如此落差，上映第四天时，《日光之下》导演梁鸣已将自己的房子挂到了上售卖，“希望未来还能继续坚持创作”。

今天，关于《日光之下》的票房探讨在上传播，梁鸣发朋友圈表示，在某种层面讲，他的经历是能够鼓励其他怀揣梦想的年轻电影人，因为自己是非导演或文学专业出身，某种层面等于野路子，但“我一直在坚持，没有放弃，能让大家看到希望……”

“也许像我们这样的电影人，做这类电影最初的初衷并不是为了票房。但依然希望有更多的观众看到，能在银幕内外链接彼此的生命，能与这个世界对话。”

《日光之下》困境背后，艺术电影或文艺电影究竟该如何破题？在青年导演的电影叙事中，又承载着多少浓烈的集体情感和个人思考？

今天的电影市场给了很多人年轻人予机会去表达，或许也需要，给予更多的故事予空间和出口。打破闭环，才能让好的故事和讲故事的人流淌起来。

毕赣的《路边野餐》、顾晓刚的《春江水暖》、梁鸣的《日光之下》、张大磊的《八月》……近年来，无论是在电影市场还是在各大电影节，以80后为主的青年导演们，带着极具故乡符号的电影而来圣女天团，并总能给观众惊喜。

故乡正成为青年导演集体叙事的出口，他们在其中实现对自我的重新理解，也完成了自我表达。

《春江水暖》导演顾晓刚，将中国山水卷轴的动人气韵嫁接进电影。

如梁鸣所说：“电影或许没有办法完成对每个生命样本的观察，但人只要能够真实对应自己的生活状态，或者能与自己的各种感知共存，坦率真诚地面对自己的生命，浪漫的色彩，无论是在电影还是在生活中，总会出现的。”

电影的底色，

也是人和土地的底色

梁鸣意识到“家乡是自己的创作母题”这件事，是分阶段的。如果说这个母题一度被遮盖，那么随着其处女作《日光之下》从剧本创作、筹备拍摄到获奖、上映的推进，这块笼罩着他36年的大布，也一点点被揭开。

今年11月27日，在平遥国际电影展、澳门国际影展、香港国际电影节均斩获奖项，赢得众多关注的《日光之下》上映。梁鸣将这个故事放在1999年寒冬的边境小城来讲述，借谷溪、谷亮、庆长、冬子四人的情感纠葛，牵扯出一段关于海域斗争的凶杀犯罪，其中涉及石油泄漏危机、边境冲突、渔民身份认同等时代议题，以及上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带来的集体忧伤。

《日光之下》的故事，发生在1999年寒冬的边境小城，影片借谷溪、谷亮、庆长、冬子四人的情感纠葛，牵扯出一段关于海域斗争的凶杀犯罪。

“想让更多人看到过去东北的状况和人们之间的情感关系。他们不应该被遗忘，或者只存在我的记忆中。”《日光之下》最初的剧本创作，与梁鸣对故乡变化的察觉是同步发生的。

毕业于表演专业的梁鸣，做导演前一直在做演员，出演过娄烨的《春风沉醉的夜晚》《花》等作品。2012年春天，梁鸣回老家黑龙江伊春过年，家乡的变化已不容忽视。

棚户区改造让过去的平房被拆除，城市盖起的楼房没有特别之处，长得都一样，街道也有了红绿灯。“越看会越怀念自己幼时的状态和属于小城的气息。”

此外，梁鸣所触碰的最大变化，还是人。他发现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与故乡的关系不再。他们当中，近的去了哈尔滨，远的到了沈阳、长春、大连、威海甚至北上广。“那些因人之间拥有紧密情感带来的喜悦，今天可能会缺失特别多，或者说完全消亡了。”

“当时，我内心有很强烈的欲望，想表达对这些情感的难以割舍。” 2012年冬天，梁鸣着手写《日光之下》剧本。剧本磨了6年，易稿多次，他每年都用年份和月份来命名，有时候修改得多了，还出现了“秋分版”“寒露版”“冬至版”。2014年，剧本又因梁鸣跟腱断裂需要休养，被搁置了一年多。

梁鸣回忆，在无数次上世纪910年代中期以来的修改中，几个人物的命运走向始终没有变化。故事不断添加和修改的部分，还是关于身份困惑、遭遇、职业的变化。“可能一开始也不确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，于是造成了一个很长时间的试错期。但那时并未真正去想，故乡到底要在这部电影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。”

他所说的真正思考，是从2018年剧本获得投资、正式筹拍开始的。

谷溪、谷亮和庆长，短暂地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家庭。/豆瓣《日光之下》剧照

2018年，为了拍摄《日光之下》，梁鸣大半日子在伊春度过。他见了更多带有家乡气味梁永斌的人，重新挖掘自己年少时的记忆和物品，独自走在小镇的河边看短暂的秋天一晃而过。“确认自己每天无还有企业标准、行业标准等时无刻不与家乡在一起。”

有段时间，梁鸣和摄影师开车沿着丹东、吉林、通化、延边一路走，去找寻带有东北独特符号性的个案交流。

一次，他得知有位老者90年代回乡后从事捕鱼工作。突然之间，这个人失踪了，家人百般寻找都未果，以为他已遇难。一年后，他回来了，经询问得知，由于他捕鱼时不小心越过了边境线，被俄罗斯边防部队抓了起来，却没有向其家人及国内边境机构通报任何信息。

王非非梁鸣说：“你从中体验到命运无常的同时，也能感受到他们生命力的顽强。我想，全世界每片土地都会长出属于那片土地的独特故事。当地人的悲观、喜乐，也许我们不曾经历，但是可以或理解或认同或感受吧。”

2019年，《日光之下》在各大电影节崭露头角，并被拿去与更多国外观众对话时，梁鸣才发现，自己的电影有一种特殊性，而这是独特的地理空间所赋予的，兼具忧伤和浪漫。

他记得，《日光之下》在法国上映，放映结束进入交流环节时，有个外国女孩问梁鸣：“为什么会想写这样一个女孩的故事？我觉得就是在写我自己。”前不久，梁鸣在上看到一个东北友写的影片观后感，其中提到，影片中所涉及的故事和背景，在他的身上也几乎都发生过。

梁鸣说，大部分创作者都会有一个自然流动的去向。“我创作的开始就是流到了故乡，故乡又流向了我，我们形成一个循环。我觉得与故乡紧密连接的人，也许更能发现一些世间的精彩，包容不同地域所出现的形态和故事。”

“乡愁，是与生俱来的”

与梁鸣的后知后觉不同，对于“根”的寻找和追溯，始终长在张大磊身上。

《八月》曾在2016年获第53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，2017年又助张大磊获得第8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青年导演奖。在今年的第4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，张大磊的新作《蓝色列车》首映，一票难求。

从平遥回来后不久，张大磊和朋友交流：“乡愁与怀旧有何区别？”这两个词写成英文是一样的，但他觉得，乡愁是与生俱来的，是一个人经历、本质和特性的代表；而怀旧可能更偏向于一个有目的性的行为。

张大磊说，无论是《八月》还是《蓝色列车》，通过电影所作的表达，始终与自己的乡愁有关。

《八月》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，呼和浩特开始进行国有单位转型，少年小雷在经济变革和家庭改变间懵懂成长。“这是在寻找更贴近自己和家庭，属于一代人的乡愁；而新作《蓝色列车》的乡愁更个人化。”后者讲述马彪出狱后，回到冰天雪地中的库村寻找昔日恋人卡琳娜，却再次陷入纷争。

《蓝色列车》中的主人公马彪出狱后，回到冰天雪地中的库村寻找昔日恋人卡琳娜，却再次陷入纷争。

两部电影的背景均为90年代。对于1982年出生在内蒙古的张大磊来说，90年代是对他最为重要的年代。张大磊记得，在他的少年时代，会经常接触到苏联的音乐和电影，身边的姑姑或阿姨也常穿着苏格兰裙、戴贝雷帽，“虽然不明白为何自己所处环境如此，但由于自身的敏感，这些痕迹就留存在生命里，很多年后都无法忘怀”。

尤其是1994年，下岗潮带来的生活方式变化、优质电影和摇滚音乐的集中爆发、小升初带来的人际关系改变、父母工作变动，等等，都让刚上中学的张大磊变得内向、敏感，“想追溯乡愁的来源”。

乡愁在张大磊高中离家前往俄罗斯读书时，变得愈加强烈。并非因为离家千里才迸发，相反，他觉得，长达6年在异乡独自生存，自己找到了一个空间，“这个空间就是乡愁所在地，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物理空间，而是你用五官去感受、沉浸的情绪，是属于过去的、我跨不过去的一段经历和时间，我必须搞清楚”。

从俄罗斯学电影归来，张大磊想拍一部属于自己回忆和情绪的电影。2006年回国后，他就开始构建《八月》的剧本，2012年剧本正式完成，但因资金不足等问题，直到2015年才开拍。

电影《八月》，导演张大磊和摄影师吕松野都觉得，黑白更适合那个比较简单的年代，而且能在写实的同时，增加一些梦幻的色彩。/豆瓣

张大磊说，在漫长的筹备过程中，难以安魔比放的“乡愁”有时也会吞噬他，看着文本上人物的对白，或者脑海中不时想到的一个片段，他会泪流满面。直到看见电影在银幕上放映的那一刻，张大磊才觉得，自己跨过了乡愁的一道坎。

但他与乡愁的抵达之行，仍在继续。张大磊正在筹备的几部电影，都与《蓝色列车》中的人物相关，他想呈现那些人是从哪里来的、要到哪里去。

张大磊说：“我的计划并不是要几年拍几部电影，而是特别渴望能再回到那个空间里，或者说与空间里的人继续生活。这不仅是用电影交代他们的人生轨迹，也是对自己的交代。”

让“变化”得到记录

用电影形式记录“当下正在发生的变化”，也是众多青年导演正在完成的命题。

作为藏族首位电影录音师、第二届“青葱计划”五强导演之一，德格才让拍摄新作《他与罗耶戴尔》是想表达一件事——以不一样的音乐表现方式为入口，呈现当下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的新风貌。

《他与罗耶戴尔》是一部音乐公路电影，在影片中，年轻牧人阿旺从小酷爱传统扎念琴弹唱，想成为一名家喻户晓的弹唱歌手。但此时，人们已开始采用新式乐器曼陀林伴奏，且需出专辑才能获得大家认可。于是，阿旺前往西宁，争取出专辑，同时实现对音乐融合的理解。

罗耶戴尔，藏语，即文艺女神“妙音仙女”。/豆瓣《他与罗耶戴尔》海报

德格才让说，电影是以时代更迭下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蓝本。

2002年左右黄丹仪，他还在兰州上大学，当时兰州火车站的音响销售店里，藏族歌手的卡带专辑两三天就换一批新的，出专辑在当时的牧区成为一种热潮。

当时，有一位老乡从老家安多来找德格才让，表达了想出专辑的愿望，花光了身上的5000元。“他就是阿旺的原型，20年过去了，他现在开了一家扎念琴加工厂，仍在从事与音乐相关的事。”

但20年间，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的音乐形态已发生重要变化。德格才让说，过去，收音机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，牧民们没有络和电视，只能通过传统渠道听弹唱比赛，阿旺的原型就曾在那时家喻户晓。

如今，快手、抖音等短视频运用已在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十分活跃。“我们那里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闭塞，只是唱唱山歌、骑骑马，现在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小孩很时尚的，整个牧区基本都知道《中国新说唱》《热血街舞》这些节目。”

在越来越多青年导演日趋通过电影实现个人与土地情感表达的当下，中国青年导演协会导演、曾参与贾樟柯《山河故人》制片工作的吴军也有担忧。

吴军1方面是由于它们愈来愈多的参与到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开发进程认为，现在的观众很聪明，他们已不太喜欢过于技术、讨巧的东西，反而更欣赏扎实讲故事的影片，在这一方面，青年导演有着朴质的优势。

但是，青年导演也需要警王强惕行业和资本的裹挟，不应一味拍摄过于阳春白雪的片子，只为在各大电影节获奖挣钱，却不在意市场的接受和喜好程度。

“今天，中国的电影市场仍然迫切需要具有地方、地缘特色的电影，无论是出自青年导演还是成熟导演之手，这类电影仍需要被更多观众看见。”

✎作者 | 蒋苡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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